近年来，中国企业出海再掀热潮，出海的逻辑和模式不断演化。在蜂拥出海的热潮中，对外投资机构需要甄别：哪些出海项目只是讲给资本市场的美好故事，哪些企业有望稳扎稳打，形成可持续、可复制、跨周期的出海模式。本文系统梳理中国企业出海的新趋势及前景。

　　近年来，中国企业再次掀起出海热潮，并呈现诸多新趋势、新特征。与早期以加工贸易、工程承包和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出海方式不同，当前中国企业出海正转向资本、技术、品牌与服务的多元输出，无论在规模、目的地，还是逻辑与模式等方面，均呈现出新的特征，标志着中国企业出海已经进入2.0时代。

　　从规模看，中国企业出海步伐持续加快，已成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力量。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（UNCTAD）统计，2024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（ODI）总额约1.6万亿美元，同比增长3.4%。其中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超过1600亿美元，同比增长10.1%，增速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。截至2024年末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3.1万亿美元，全球占比达到12.3%，位列全球第二，远超日本、德国，且与美国的差距不断缩小（图1）。

　　从投资区域看，我国对“一带一路”共建国家的投资增长迅速，东盟国家日益成为中国企业出海重要目的地。根据2024年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》，中国对“一带一路”共建国家直接投资达到510亿美元，同比增长22.9%，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26.5%。东盟地区则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最大的区域，投资总额达344亿美元，较上年增长36.8%。从行业分布看，中国企业出海正从传统的能源、基础设施等领域，向科技、先进制造、医疗健康等高附加值行业拓展。以并购投资为例，据Mergermarket数据，中国对外投资早期主要集中在能源资源、消费及房地产等传统行业；而随着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与国内产业升级的推进，科技、工业制造与医疗健康领域占比持续上升。2023年，工业制造类并购交易占比达到40%；2024年，科技行业并购交易占比也升至40%（图2）。

　　从企业类型看，民营企业正快速追赶国有及中央企业，成为出海的生力军，反映出中国企业出海2.0时代呈现“政策引导与市场驱动”双轮并进的格局。早期，国有企业凭借政策支持、资金实力和产业链整合优势，在基础设施建设、大型产能合作等领域占据主导地位，出海项目多与国家战略深度绑定。近年来，民营企业则展现出更强的出海主动性和市场爆发力，在跨境电商、新能源、智能制造等新兴赛道加速突破，涌现出华为、阿里、隆基绿能、小鹏汽车等代表性企业。据《中国跨国公司100大榜单》，民营企业数量已从2014年的10家跃升至2024年的36家，10年间占比大幅提升。

　　从出海模式看，中国企业正从“中国造、全球卖”的传统贸易模式，转向“买球平台全球造、全球卖”的产业链全球化布局模式。一方面，本地化不再仅仅是“入乡随俗”，而是贯穿研发、生产、销售到运营等各环节的核心战略。企业出海需深度洞察当地用户需求。例如，滴滴在拉美推出网约摩托车服务，成功适应当地交通拥堵的城市环境，掀起“用滴滴打摩的”的风潮，这背后是彻底的本土化运营，而非中国经验的简单复制。另一方面，供应链上下游协同与产业生态嵌套正形成叠加效应。如速卖通推出的“海外托管”模式覆盖超过30个国家，对标亚马逊，为国内商家提供海外运营、定价、推广等一站式服务，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重要电商平台。

　　本文基于充分调研及案例研究认为，本轮中国企业出海热潮并非短期现象。受到国内产业升级和“反内卷”带来的向外探索的推力，以及全球产业链本土化、区域化带来的拉力共同影响，预计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，出海不仅是企业寻求“第二增长曲线”的战略选择，也是中国经济深度参与全球再平衡的重要路径。

　　国内形势方面，一是产业升级后，企业自然寻求全球产业链布局优化。经过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，中国许多行业已经完成了从“学习者”到“创新者”的转变。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附加值的全球占比已从2001年的11%飙升至2024年的33%（图3）。在基础设施、高铁、通信设备、可再生能源、消费电子等多个领域，中国企业已经具备了世界领先的技术以及强大的生产能力，积极拓展国际市场、适应多元市场需求，并通过全球化分工优化生产布局、寻求经济利益的最优解。这一进程与历史上发达经济体企业逐步成长为跨国公司的路径相似。

　　二是国内市场竞争加剧，推动部分行业加速出海。疫情后，国内消费增速放缓，部分行业产能过剩、产品同质化严重、陷入“内卷式”竞争，企业利润持续承压。为开拓新局面，越来越多的企业将目光投向海外。根据高盛的研究，多个行业海外市场利润率高于国内（图4）。金融四十人论坛（CF40）研究认为，当前“内卷式”竞争并非简单的价格战，而是“质优价低”的竞争格局，这种低成本、高性能的产品思维正助力企业在海外市场快速拓展。

　　三是人才和技术优势的积累为中国企业国际化提供了坚实基础。经过二十余年的高速发展，中国在工程、信息技术、智能制造等领域培育了庞大的人才储备。互联网与数字化应用也提升了企业出海过程中的市场适应能力。同时，研发投入持续增强，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24年我国研发经费支出达到36130亿元，总量居全球第二，仅次于美国。

　　国际形势方面，主要经济体以供应链安全为由，强化原产地要求，传统“中国造+全球卖”的贸易出海模式面临发展瓶颈。

　　一是贸易壁垒影响加剧。根据世界贸易组织（WTO）贸易监测报告，2024年10月至2025年5月，受关税及其他贸易壁垒措施影响的全球货物贸易额超过2.7万亿美元，受影响货物进口占比接近20%，创下2009年有监测数据以来的最高水平。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及部分发展中国家以“公平竞争”“国家安全”和“去风险”等为由加征关税，并加强了反倾销、反补贴调查，传统贸易出海模式成本大幅上升，前景不确定性增加。

　　二是产业政策与本土化要求构成隐性约束。为加速关键行业产业链本土化、降低对外依赖，欧美主要经济体在可再生能源、半导体、关键矿产等领域推出大规模生产补贴与税收减免等产业政策，吸引相关投资。同时，通过原材料溯源、供应链透明化等要求，限制高关税国家借转口贸易规避关税。在此背景下，部分中国企业有动力在海外投资建厂、雇佣本地劳动力、拓展本土销售网络。

　　三是各类尾部风险频发，促使企业全球化布局以增强供应链韧性。近年来，新冠疫情、俄乌冲突、极端天气等供应链与公共安全事件频发，导致能源、粮食、关键零部件等重要物资的跨境流动受阻，物流与保险成本大幅上升，对经济平稳运行和企业运营造成显著冲击。企业逐步认识到供应链集中带来的脆弱性，主动寻求供应链多元化，贴近需求市场建立生产基地和本地仓储物流，以提升抗风险能力。

　　出海是中国企业进入新发展阶段、应对国内外形势变化的战略选择，并非昙花一现。预计中国企业出海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。根据麦肯锡的数据，当前部分头部中国企业非本土市场收入占比已经达到30%~40%，而成熟的全球化企业这一比例能达到80%，可见中国企业的海外业务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。在此广阔空间下，企业应携手对外投资机构等一同出海，以产融结合的方式应对复杂国际局势，通过共同打造深度本地化运营与产业链生态协同，构筑起跨周期、可持续的“韧性出海”模式。